南艺美术学院为促进美术学学科发展及国家一流专业的建设,在课堂教学之外,采取了各种措施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带来不同角度下对艺术史新的认知,我们特举办了“博士讲坛”系列讲座,第一季“佛教美术”专题分四场于2019年12月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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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讲坛”的开篇,特别邀请了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于向东教授领衔主讲,费泳教授主持。12月9日晚会场座无虚席,有不少同学在门口站着、地上坐着听完整个讲座。于教授的讲座题目是《佛教艺术的故事——从印度到中国》,以佛教东传中的重要标志物“佛塔”的流变为线索,讲述了佛教艺术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及相关故事。专题讲座内容以小见大、引人入胜,从一个个侧面概括出佛教艺术由发源地向中土的流变历程。
佛塔的样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变化,很多传统也从印度延续下来。印度式的覆钵式佛塔在传播中逐渐消弥,而其中的佛传故事以浮雕、壁画等表现方式传入中国,如克孜尔、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南京栖霞寺石塔四周刻画的佛本生和佛传故事。与释迦牟尼佛相关的主题一直是早期佛教艺术的主要表现题材,如乘象入胎、树下诞生等,虽然在印度和中国都有展现同一题材的作品,但表现手法完全不同。印度主要以简练的符号叙事,中国本土化的大乘佛教则侧重用云气纹和踩着莲花祥云的大象来表现佛陀降生的不平凡。那么早期的覆钵式佛塔,为何到了中国很快演变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楼阁式呢?原来佛法在汉代刚传入中国时大家分不清佛和神,普遍把佛陀当做西域来的大神,汉人认为“仙人好楼居”。故佛塔迅速转变成本土化的楼阁式,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才把神和佛彻底区分开来。
到了唐代,敦煌的洞窟形式、主流图像和主尊发生了巨大变化。北朝流行的中心塔柱式洞窟基本消失,覆斗式殿堂窟开始流行。几乎同时,佛塔在寺院的中心地位被大雄宝殿替代,佛塔仍在造,但不再摆放在寺院中心位置,明显偏离了印度传统。主尊不再表现释迦佛,本生、佛传题材也渐渐消失,大型经变画却变得精彩纷呈,很多唐窟极力营造出一派极乐净土的佛国世界。此时阿弥陀佛信仰真正成为新兴信仰,出现了家家阿弥陀、处处观世音的盛况。
12月16日的第二场讲座,由美院在读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与艺术学院张保珍老师讲授,曹子达博士主持。讲座题目是《印度半跏思惟像起源的问题》。
张老师通过大量文献记载和图片为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半跏思惟像,然后列举了一系列相关图像资料,向大家阐明此次讲座的核心问题所在:一、印度最早的半跏思惟像或不在犍陀罗;二、印度半跏思惟像与汉地造像差距明显;三、半跏思惟造像与文献记载不相贴合。张老师将阐发的重点放在印度半跏思惟像的类型与题材上,他将其分为:佛传中的半跏思惟像、“佛说法图”中的半跏思惟像、尊像中的半跏思惟像、非标准式半跏思惟像,通过这四个部分一一向大家解读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半跏坐”和“思惟手”在印度佛教美术早期已经出现,前者自“游戏坐”演化而来,与王者身份密切相关,后者表达人物思索、忧虑、懊恼等心理。二者在贵霜时期完成合集,但造型与含义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12月23日的第三场讲座,由美院在读博士、河北工业大学刘洪彩副教授讲授,熊真博士主持。讲座的题目是《美国博物馆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鉴藏研究——以波士顿美术馆为中心》。
本讲座针对美国博物馆中国佛教造像藏品展开论述,由表及里的将本场讲座分为四部分:一、美国博物馆中国佛教造像藏品的考察。刘老师通过在美国访学考察其间整理出的资料,分别列出了美国各个博物馆的馆名、地点、创建时间以及藏品数量;二、美国博物馆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的收藏。整理了美国博物馆藏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的收藏年代表、造像来源表,认为20世纪前10年是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的收藏高峰期,藏品的来源以馈赠为主,种类齐全,多数造像无纪年或出处信息;三、波士顿美术馆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鉴藏。通过统计馆藏中国佛教造像表以及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细目,总结出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佛教造像藏品特点:收藏高峰在20世纪初,收藏的重心是北朝、隋代、唐石刻造像,题材以佛像与菩萨像为主,形式以背屏式、圆雕、造像碑为主。四、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的流失。主要介绍了流失的过程和起因,流失链主要由中国的古玩界、国际古董商、美国的收藏家、博物馆策展人以及东亚艺术史学者组成。流失的起因是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及一战与国际艺术市场中心的转移。刘老师在考察的基础上整理相关的藏品目录,分析流失环节剖析入藏原因,对于流失在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北朝隋代佛教石刻造像作了精细的梳理和研究。
12月30日最后一场讲座,由美院在读博士、敦煌研究院的樊雪崧老师讲授,侯宇轩博士主持。讲座的题目是《早期敦煌石窟壁画图像新探》。
樊老师对两个早期敦煌壁画的图像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第一幅为敦煌常见的题材,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图,通过对主要图像元素进行细致分析和比对,他发现了两个之前未被辨识的形象,考证其为佛陀最后的出家弟子须跋和为佛扇扇的梵摩那比丘,并认为佛前红衣老者并非普遍认为的名医耆婆,而应当是最后皈依佛的在家弟子福贵。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图可以看到其与早期涅槃图的传承性,和不同寻常的本土创造力,是佛教美术东西方元素在敦煌融合和创新的独特案例。
第二幅为敦煌莫高窟257窟南壁西侧的图像,因烟熏清晰度严重受损,画面辨识比较困难。前人将此图像定为“弊狗因缘”,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沿用。经过仔细辨认、推理和论证,樊老师认为这应该是律典中广述的“提婆达多破僧事”,而非“弊狗因缘”。画面中的比丘“如佛而卧”、“自投于地”,周围环境也与“提婆达多五事”能够对应,那只先前被认为是狗的小动物,被重新解读为驹驉,画师此处作出了直观的比喻,提婆达多如驹驉,行邪法终将自取灭亡。对这则旧材料的新阐释,将此处南壁西壁的内容以律部思想巧妙连接了起来,有助于揭示出5至6世纪敦煌石窟艺术受到部派典籍和思想的影响。
四场讲座结束后都留出一定时间与同学们互动。第一场有同学提出了“中国道教中的慈航真人和佛教中观世音菩萨二者区别和联系”“川博的南朝佛像主尊下面台座上小人的身份辨认”等问题,于向东和费泳教授一一给予了解答,使大家对佛教艺术的相关问题得到更深入的了解。后面的讲座,还提出了“张大千画作在美国的收藏情况”“福开森留给南大藏品中佛教造像的情况”“敦煌藏经洞封存的原因,有没有更多藏经洞发现的可能性”“可否从敦煌壁画线描图的图像构成,绘画分析角度来解读图像”等问题,主讲人均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丁静、刘若岚、李敏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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